“这些人怎么能见着?”
“这不是我们调查组能协调的,我说了靠你们自己的随机应变能力。有的包工头逮住了,可有的包工头不见了,他们是跑了,还是仍然在工作着?这些需要大家去………”
其实,曾家辉知道有些包工头应该是躲起来了。事发当时躲起来,包括很多受害的人。其实现在解救出来的人,应当不是受害人全部,很多人被转移了。有的包工头恐怕猜想可能与过去一样,一阵风之后,再卷土重来。他所谈的阻力,除了见不到想见的人之外,还有一些什么阻力。因为对于新闻记者来讲,其实在当地砖老板的身份并不高,很多都是当地村民。所以,外界采访当地人这一块,实际上没有多少突破,因为大家都是邻里。这件事情公布以后,砖厂全部停产了,工人也都不见了,还原现场也是比较难的。来自官方的帮助也不是很多。所以,一线记者感觉一开始有些茫然。还有就是这件事情,虽然最受关注的是石城县,但是这个事情在整个三江省都存在的,并不是一个地方存在,所以面非常大,采访起来比较困难,很多时候用在路上的时间比采访的时间还要多,见不到人只是后话。
记者们也认同他的观点,“我们进村,一看就是外地人,基本上见不到当地人。和当地人搭讪,他们有的因为语言不通,有的根本不搭理。”
曾家辉调侃他们,道:“防火、防盗、防记者嘛!”
记者也笑了,“这要看什么人,并不是全部的。有一些人比较善良,还是愿意说一点,但是他们知之甚少,的确不知道黑砖窑,如果知道的话,可能黑砖窑就不可能存在这么久。”
曾家辉认真谈了一些思考性的问题:看待三江黑砖窑事件,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背后,为什么这个现象在当地这么普遍?它是三江的一个个案,还是带有普遍性?我觉得有个案的成分,也有普遍性。为什么这样说?首先黑砖窑工艺可能就决定了这样一些现象的存在。因为黑砖窑的工艺是非常落后的,只要是童工和呆傻的人都可以做,也就是只要有力气都可以。它的生产条件上,应该是有土,有煤,有人干活就可以了。人力成本成了砖窑生产中非常重要的一环,这些砖厂主只要把人力成本给降下来,就能换取最大的利润,这样就会拼命地降低人工。而这个活是脏累的,当地人不愿意干,也挣不到太多钱,于是滋生了砖厂主雇一些呆傻的人或者是去车站找这些人,不给或者给很少的报酬,让他们做这样一项工作。如此形成了类似于奴工的现象。凡事都是有源头,这个链条上,缺少任何一环都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。
记者赞同他的观点,并提出了又一个棘手的问题,“有许多网民可能情绪也比较激动,质问黑砖窑事件怎么不见有人出来辞职?我们知道这件事可能震动到中*央、三江省省长也出来道歉了,但是怎么不见有人辞职,两位怎么看这个问题?”
“对一些事件的问责是应该的,更重要的还应该建立一个长效机制。推出劳动合同法,如果从制度上对这个事情予以监管,可能会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。我觉得建立一些长效机制,可能比有些官员问责会更加重要一些。至于该对谁问责或者由哪一级的官员承担责任,不是我们调查组说了算的,我们需要的是把情况弄清楚,把问题找出来,把解决的办法建议提出来让上层决策。”
记者点头,“确实如此。”
曾家辉补充道:“事前监督远胜于事后问责,悲剧发生了再做一些补救的措施总是很晚的。对于你们记者来讲,有新闻素材了,有事可做,有事可报了。至于该不该问责,由谁问责,大家不必围绕这个问题做无用功,我们大家共同努力,先把事实尽可能还原给大家,这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。随便提供一个好消息,全国人大已经强烈抨击了三江黑砖窑事件,并提出尽快通过劳动合同法和其它相关法律政策实施,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。如果按照一个法律的程序,按照一个正常制度来约束或者防止这件事情的发生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整治,杜绝此类非法用工的现象发生,这是最主要的。希望不再出现下一个类似奴工的现象,而且这不仅仅是在砖厂,比如说在一些煤窑或者是其它的一些行业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,不管是从新闻记者来讲,还是从国家官员来说,意义都非常重大。而在曾家辉的眼中,不管是黑包工头也好,是村干部也好,是砖窑窑主也好,还是被非法使用的这些童工、残障人士以及其他工人,为什么基本的人性在整个事件中看到的很少,他觉得很心寒,这些只能用规则、制度的完善和执行来加以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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